大妈

大妈本姓李，有名有姓，可村里大多数人都叫她大妈，就连她的儿子也不叫她妈妈，只管叫她大妈。 　　我与大妈同住一个村。我家住在半山腰，大妈住在山脚下的那条小河边。我站在家门口的院子里，能望见大妈屋顶上的炊烟，能听到大妈家那小狗“汪、汪、汪”的狂吠声。 　　大妈家虽然距离村子并不很远，但在山里却是单家独户。每天晚上，村子里灯火通亮，吃过夜饭，大人们相聚在村头的大树下拉家常，小孩子们则远离大人捉迷藏、打打闹闹，可是大妈家却黑灯瞎火，鸡不鸣，狗不叫，一片寂静。有时若有不懂事的孩子瞎哭瞎闹，大人便对孩子说：“再哭再闹，就把你送到大妈那儿去！”这时，孩子准能停止哭叫声。 　　平时不要紧，最让人担惊受怕的是小河猛涨洪水的季节。大妈屋脚下就是小河，平日溪水潺潺，倒有几份静谧，可夏日暴雨过后，小河便不再温顺，山洪猛泄，拍浪惊天，大妈的小屋便在洪水边颤动，谁见到那场面，都会觉得心惊。白天还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那漫长的夜晚。全村一百多户人家，就大妈一家住在小河的北岸，而且小河深处再没有其他人家。每逢山洪暴发时，村里人想关照一下大妈，便站在院子里扯起嗓门呼唤，最终除了洪水翻卷的吼叫声和石头碰撞声以外，再也听不到其他声音。 　　村里人关心大妈，是因为她住得边远孤独，家中没有男子汉壮胆。她丈夫先在本地公社当书记，后又调到另一个地方任职，丈夫繁忙的公务不能照管妻儿老小，大妈就支撑起了这个沉重的家。她既当男人又做女人，哺儿养老，挣工分分口粮，一年四季，尝够了“半边户”那份“优越”和那份艰辛。 　　大妈的丈夫那时在村子里是唯一一个吃皇粮的“大官”，但是，大妈从不依仗权势在村里人面前逞强。别人叫她大妈，她照样称别人叔子伯爷。村里人在一起总有磕磕碰碰甚至有吵闹打斗的，但从未见过大妈与人翻脸。村里的农活大妈也从不拣轻撇重，只要女人能做的活儿，队长照样派她的工，她也照样出工不误。 　　大妈是个没有文化的人，因不识字，曾闹过笑话至今仍有人谈起。那是在兴背诵毛主席语录的年代，老家是政治运动的一面红旗，因此，不管男女老少，凡人都必须背诵《毛主席语录十二条》。那阵子，大妈的儿子读小学六年级，自然也就成为他母亲的“老师”。在众人面前，她的儿子念一句，她跟着念一句，一条语录念结束时，她的儿子便说：“没有了。”大妈也跟着说“没有了。”她的儿子接着说：“这一句我说你不说。”大妈又重复着儿子的话语。这时，她的儿子急了，便说：“唉呀！这个大妈！”大妈也感到奇怪，便问儿子说：“语录上还有我这个大妈？”在场的人们一阵轰笑，让大妈好一阵不自在。 　　大妈给我的印象一开始就是善良慈祥的。还在我的孩提时代，正是三年灾害闹饥荒的时候，村里办食堂，大妈被安排在食堂烧火做饭。那天早晨，我喝了一碗菜糊糊，背著书包上学去，在经过食堂门口的时候，正好门口坐着一溜洗红薯的人。大妈见我从她身后经过，便悄悄地递给我一个生红薯。记得大妈没有转身，也没说话，她是用右手反过背后将红薯塞到我手中的。那时，不知是一下子成熟了还是饿怕了的缘故，我没有道谢，也没推让，接过红薯就走开了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我还刻骨铭心地记得大妈背后握着红薯的那只手。 　　在我上中学的时候，大妈门口的小河便是我的必经之道。每逢星期六从学校回家路过大妈门口时，朦胧的夜色，幽深的小河，让我胆寒。大妈便站在门口，喊着我的名字，一直等我走进山腰的院子里。 　　我离开家乡已三十年了，少时好多事情似乎已淡出了我的记忆，但大妈的影子经常在我的脑海里跳动，尤其是她的勤劳、纯朴、善良，在我的记忆里总是挥之不去。